我们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主要指“衣食住行”,即最基本最日常的生活。其他如婚丧嫁娶等虽很重要但非“日常”,目前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
韩愈“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是唐代振兴儒学的重要人物。在那篇重新归纳提炼儒家学说的名篇《原道》中,韩愈除举出儒家在仁、义、道、德、文、法、民、位几方面的规定外,又指出“先王之教”,“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将衣食住纳入了儒家学说范畴,或者反过来说他认为儒家学说应该包括衣食住等内容,儒家思想应该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由此可见韩愈对衣食住行的重视。所以韩愈在反对佛道二家时,也主张恢复僧侣道士的宗教生活为儒家提倡的正常的日常生活,所谓“庐其居”、所谓“使吏卒脱道士冠,给冠带”即是如此。韩愈甚至说,即使“佛”本人真的来到唐朝,皇帝对他也“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待遇与对一般外国宾客相同,而这待遇实际就是朝廷礼仪在衣食住行方面的表现。
从儒家观点出发,韩愈主张生活上遵循常理,反对神鬼禁忌。比如在饮食方面,他批评那些相信服食的人,说“五谷三牲,盐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强食。今惑者皆曰,五谷令人夭,不能无食,当务减节。盐醯以济百味,豚鱼鸡三者,古以养老。反曰是皆***人,不可食。一筵之馔,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务鬼神”。他又拿自己和伯兄相比较,说“伯兄德行高,晓方药,食必视《本草》,年止于四十二。某疏愚,食不择禁忌,位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岁矣”,表现了一种务实不务怪的生活态度。
一般而言,韩愈不太追求物质享受。这一点有别于其他文人型官员。在韩愈看来,只要日常能够度日,妻子儿女能够不受贫寒就可以了。比起生活的舒适来,他更追求自己志向的实现。他曾在《与卫中行书》中说自己在徐州的日子,“比之前时,丰约百倍。足下视吾饮食衣服亦有异乎?然则仆之心或不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于仕进者,亦将小行乎其志耳”。这种生活态度使韩愈不去追求钱财的积累,而宁愿拿出一二十万钱去资助学生或捐款修庙。与此相对应,韩愈很看不惯豪家子弟的生活方式,对学官中的“豪家子”和长安的“众富儿”都表示过不满(详后),对“刮磨豪习”的宗室则予以表彰。这种生活态度甚至影响了他的交友。于是我们看到,韩愈最好的朋友都是一些能文然而比较贫穷的人。
韩愈对生活总的说又取一种比较严谨的态度,对他人对家庭也都比较负责任。元和十五年(820年)韩愈量移袁州。袁州属江南西道,在治所南昌有一座名闻遐迩的滕王阁。韩愈年青时就“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这次成为江南西道治内的一州刺史,本来完全可以找个理由去南昌一趟,看看这一名楼,但由于“吾州乃无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馆人?则滕王阁又无因而至焉矣”。这就是韩愈的一种不以私利而破公制和不假公事以遂私愿的态度。韩愈还特别反对那些不愿为他人为家庭负责的人。他曾经碰到过一个“圬者王承福”。此人不肯娶妻生子,嫌这样做太劳心劳力。韩愈批评他是“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说“夫人以有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韩愈不仅对家庭负责,就是对自己的亲戚朋友,也常常给予许多真诚的帮助。所以皇甫湜在《韩文公神道碑》中说韩愈“内外茕弱悉抚之,一亲以仁。使男有官,女有从,而不啻于己生。交于人,已而我负终不计,死则庀其家,均食剖资与人,故虽微弱,待之如贤戚。人诟笑之,愈笃”。这种生活态度是韩愈真诚助人性情的体现,但同时也使他的生活总是处于一种相对较低的水平。
凡事,都可以从中获得道理,包饺子当然也不会例外!
上周五,我们家准备吃饺子,下午,我们就开始包饺子了。外婆端来了饺子皮和调好的饺子馅,拿来了装饺子的盘子。开始了,由于我是第一次包,我包得很不像样子,放在姨妈装饺子的盘子里,姨妈看见了很“嫌弃”地对我说:“你看你包的饺子,好丑,放在我的饺子一起,真是拉低了我的‘整体水平’!”之后,大家都被逗笑了,当时,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好丢人!虽然姨妈是开玩笑说的'!
这周,外婆又准备包饺子吃了,我在心里暗暗发誓:这次,我一定要认真地包,让大家对我能刮目相看!我洗完手就开始包了,这次,我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好好学习妈妈的动作:把馅料尽量放在饺子皮的中心地带,不能太多,否则饺子皮就包不住,捏不紧。然后在饺子皮的边缘地带蘸上水,用劲把饺子皮捏薄、捏紧,还要很仔细地捏出一个个褶皱,就像给饺子镶上了蕾丝花边,真漂亮!我把我包的饺子轻轻地放在姨妈的盘子里,竟然毫无违和感,我的饺子和姨妈包饺子差不多一模一样!简直分不出哪个是谁包的!妈妈笑着夸奖我说:“你进步了,这次包得又快又好,真棒!”得到妈妈的表扬,我笑得合不拢嘴,嘴巴快咧到耳朵根了!心里想:上次你们都“嫌弃”我,这次我认真观察了,用心包了,现在让你们都来抢着让我包的饺子放进你们的盘子里!
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先用心地观察,不要急于上手,不能毛利毛躁、急于求成,看仔细了,再用心去做,这样才能做好一件事。在学习上也是这样,我希望在六年级我能改掉急躁的毛病,踏实学习,争取考上理想的中学!
有条猎狗看见狮子,便追赶上去。当狮子回过头来大声吼叫时,他却被吓慌了,掉头向后逃跑。狐狸见状,说,“胆小鬼!一声吼都受不吼都受不住,你还去追什么狮子?”
这故事是说,有些人,千方百计表现自己的强大的人,当他们面对强者时,却立刻被吓得落荒而逃。
有一天,蛇的尾巴拼命争吵着要由他领路。
蛇的其他部分说:“你没有眼睛鼻子,怎么能指引我们向前走?”尾巴却什么道理也不听。
于是,他便来领路,拖着全身乱冲乱撞,结果掉进一个石洞里,蛇的全身都被摔坏了。
尾巴摇摆着乞求蛇头,说,“救救我们吧,我的争吵真是太无聊了!”
这故事是说那些好胜而不自量力的人。
近年来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勃兴,对唐代历史中“社会生活”领域的研究也兴盛起来。但是目前这种研究往往比较笼统,不分时代前后、不分阶层高下、不作定量分析,所以常常使人感觉缺乏具体性。鉴于此,黄正建先生的这篇文章就唐代某一时期某一阶层中的某个个人(士大夫代表:韩愈)的日常生活作些探讨,期望在探讨许多不同的个案之后,将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状况具体化,或者能为唐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一点参考。
唐德宗贞元至穆宗长庆期间(785—824年),被近年来的唐代文学史家规定为中唐后期,是“唐文学的第二个繁荣阶段”。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也大致可以自成一个阶段。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安史乱后,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出现了混乱,经过肃宗代宗时期的探索,从德宗开始,实行了一系列诸如设立两税、完善俸制、删定敕格、整顿朝仪、理顺使职、发扬礼典等措施,整个贞元长庆间应该说社会已经走入正轨,成为一个整理整顿制度的时期,一个大致有秩序的时期,像代宗“大历中权臣月俸有至九千贯者”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第二,导致唐代灭亡的几个重要矛盾还没有发展到极端:藩镇割据问题还处于中央和割据藩镇的较量阶段,元和年间甚至取得了胜利;宦官专政也远未达到操生***大权的程度,宪宗曾对宰臣李绛说,得宠的宦官吐突承璀“此家奴耳……若有违犯,朕去之轻如一毛耳”;牛李党争只是初露端倪,从史籍看,到元和末长庆间唐代君臣才开始注意党争问题。因此这一时期大致是一个相对安定、政治上尚有活力的时期。而在这一时期之后,上述三大矛盾就愈演愈烈,终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所谓“文人型官员”,首先他们是官员,那些没有做官的处士游客,即使能“文”,也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其次他们是文人,那些武将节帅,即使做了大官,我们也不研究,只可以用作比较的对象。文人型官员又大都“不喜为吏”、“惟酷好学问文章”,在这一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文官。文人型官员从生活水平看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层(详后)。有的文人型官员逐渐从低层走向高层,而有的则一辈子只生活在低层。
选择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进行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一阶段是文学的繁荣特别是“文”的繁荣时期,许多文人型官员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特别是“文”。受社会风气影响,这些“文”中涉及个人生活的东西相对多了一些。因此虽然总的来说唐代史料对于研究日常生活仍不够丰富,但就这一阶段而言,与初唐、盛唐和晚唐相比,可供利用的资料还是相对比较多的。
韩愈是文人也是官员,贞元二年(786年)十九岁时初来长安,长庆四年(824年)五十七岁时病故,恰与这一阶段相始终,因此我们首选他作为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的一个个案。以下的研究,想首先揭示韩愈对日常生活的看法,其次探讨他的总的生活水平,最后看看他的具体的日常生活。
我以前总以为包饺子是一件简单的劳动的事,可是今天我包了饺子之后,再也不这么认为了。
饺子是我喜欢吃的食物,我站在妈妈身后目不转睛地观察她准备饺子馅,只见妈妈洗净葱、大蒜、芹菜和大白菜,切碎做好菜馅,然后把肉馅和菜馅一齐搅拌成了荤素搭配的混合馅。
今天,我嚷嚷着要吃水饺,于是,包饺子这件差事就自然落在奶奶的身上喽!我借机主动申请帮奶奶包,不过,还要她先教会我。
妈妈拿起饺皮,在边缘的地方沾了水,在中间包上肉陷,再对折,卷一圈,一个完美的饺子就浮现在我眼前。真是小菜一碟,我心里暗自高兴。我顺手拿起饺皮,也沾了沾水,放了些肉陷,再卷了一圈。咦?怎么像个泻气的皮球,原来是陷太少了;我想这次一定能做好。我又拿起另一张饺皮,小心翼翼地沾了水,包了比上次多很多的陷。噢,陷全都挤出来了,手也粘粘的,陷又太多了。气死我了,这回我可成了泻气的皮球。我总结了上两次的经验,包上了不多不少的陷,终于,一个完好无缺的饺子浮现在我眼前,真是令我心花怒放。
饺子没有成功,但是,我现在已经包饺子包得很好了!俗话说得好: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做任何事情就算做错了也没关系,只要我们勇于尝试,就一定会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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