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很早就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遥遥数千年前。上至皇亲国戚、三公九卿。下至黎民百姓、士农工商都深受等级森严的封建礼教制度的束缚。那么传统文化礼仪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古代三纲五常、三从四得、九礼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着社会各个阶层的交流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封建思想有极大的弊端。繁琐的条条框框呆板的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扼***着人们相往自由、追求浪漫的灵魂。当然其中也不乏值得人们称讼的精髓部分。那就是尊师重教、孝敬父母、检点行为等。新时期的道德关念大抵也是数千年来约定俗成形成结果。正确、全面的审视文化的魅力就是在于看功大于过、还是利大于弊。纵贯中国古代历史就是压迫与被压迫的交替、演变、进化。较为严格的上下级关系违背着人人生而平等的意念。甚至能注定世世代代为奴为婢的命运。他们处于金字塔的底层行使着受压迫被奴役的权利。显然这种现象从总体上来说不利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却大大抑制了社会的向前发展。对于这些不利于时代特色的文化只有舍弃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而对于一些精要之处则要吸取并为社会生活服务,譬如孔融让梨、缇萦救父、香九龄温席等一些妇儒皆知、传承至今的历史典故都是值得发扬广大的。糟粕的文化就该尘封在史料中,毕竟它们在历史舞台上留下过“美”的痕迹。提供价值依据参考、熟读历史考实录无疑是通晓古今、知道兴衰的最好方式!精华是要继承的而糟粕也不是要彻底遗弃的!遗弃的方式有多种,其一、存而不用,明晓一二。其二、不存不用,消失净尽。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窃以为后者做法更好一些。借用中庸思想来讲万物的兴衰存无都是有规律的。全盘否定与肯定都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糟粕的东西知而不为是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正是由于在旧的基础上才推出的新么?不能正面面对自己民族历史的民族算不的上是优等会民族,忘记糟粕有时也等同于凌空而建的空中楼阁。糟粕难道不是堆砌成功、再铸辉煌的基石么!糟粕、精华、落后、进步这不正是一个民族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吗!
综上所述包括处理方式在内的一切行动能力都有其变通的余地!理智的保留、盲目的舍弃给人来相差万里的感觉!理智者、理性也。权衡利弊。发复推敲的结果让人更加信服。盲目者、胡做也。数典忘祖。不计后果的行为难以服众!
咱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渊远流长。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就是传统文化——剪纸啦!
剪纸的种类有很多,比如:窗花、喜花、礼花、鞋花、门筏、湾州布影、斗香花、剪纸团花、剪纸旗幡、剪纸汉字、剪纸图画等等。我次就只介绍介绍剪纸图画、剪纸汉字和剪纸旗幡。
剪纸图画就是在一张纸上剪出一副画来。你先看看这幅“书生”,上面有一位正在拿着书在读的先生,一看他的样子就是一位书生;再看看这幅“凤凰戏牡丹”,上面有一只凤凰在一朵牡丹上玩耍,活像一个小孩在玩耍……
剪纸汉字也是先拿出一张纸,然后在上面剪出一些汉字,还可以剪艺术字呢!我也曾经剪过,非常的漂亮,不信,你自己试试!你看了准会说很好看,因为这是以前传下来的吗!
剪纸旗幡我也做过,(是照自己的方式做的我先拿来一条1分米的棍子,再拿来一张纸,吧之间成一个三角形的形状,(自己看一下该剪多大最后再把纸粘上去。就做成了,你试试吧!
中国还有很多传统文化,比如:书法、刺绣等等。怎么样,咱们中国是不是有很多传统文化?
与“和合”观念相对应的思维方式则是综合思维、整体思维。季羡林先生解释,综合思维就是八个字:整体概念,普遍联系。 如中国 哲学 本体论的“道”、“气”“心”等范畴,美学上的“尽善尽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等,都只有综合思维才能把握。 在“天人合一”的观念及其“和合”的统一文化精神之下,儒、道两家各有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精神。
先从儒家文化精神方面来看。儒家文化所注重的是人伦关系上的“和合”,由此 发展 出它的基本文化精神。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伦理精神,即注重伦理关系,强调各安本份。 伦理即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彼此相处的道德准则。儒家文化是一种注重群体性、伦理性的文化,把一切 问题 都放到伦理关系中加以考虑,所以有人干脆说它就是“伦理文化”。儒家讲“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各有本份和相应的道德要求。
儒家伦理总的原则和前提是“仁”和“礼”。“仁”的本意是二人和合,推而广之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那么这个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爱人”。孔子说:“仁者爱人”。儒家所主张的是世俗的、此岸世界之爱,现实生活中人人彼此相爱,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能做到这样,就是真正的“和合”了。
“礼”是人们共同要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和伦理准则。儒家及统治者注重制礼,也就是要建立一定的社会规范,以维持社会秩序。这个秩序的基本原则是要使上下尊卑有序,各守本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是“礼治”。“礼治”所注重的是教化和自觉的服从,而不象“法治”那样偏重强制性的约束。儒家的本意,建立“礼”的目的是要达到“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这里的“为”不管是理解为“为了”还是“就是”,其意思都差不多,即目的在于“仁”,就是要彼此“爱人”。这个愿望不能说不好。 这一套伦理原则的建立,在思维方式上是推己及人,由近而远,如石投水面一圈圈扩展开去的波纹(费孝通的说法)。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种伦理性、群体性的文化,一方面是比较讲究秩序,重视人与人之间在安于本份的基础上和谐相处,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家庭和美(国即大家),比较有人情味,比较温馨。但另一方面是比较忽视和压抑个性,不利于个体人格的成长和发展,走向极端甚至容易造成“奴性人格”,不利于民主精神和法制精神的生长。
二是道德精神,即非常注重道德修养。
伦理与道德密切相关:伦理是从群体关系着眼,而道德则从个体行为着眼。要达到如上所述的伦理目标,主要依靠每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这是伦理文化的一个根本特性。
通常道德有三个层次:宗教道德、圣贤道德、世俗道德。儒家所倡导的是圣贤道德 —— 这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准宗教道德意义的道德要求。 任何道德修养都需要有内在动力,有理想目标。儒家的人生理想目标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人生追求,皆从“修身”开始。而“修身”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内圣外王”:内在修养要尽可能达到“圣贤”的精神境界,然后外在人生实践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如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以“圣贤”为目标而修身,可以有许多具体要求和尺度,比如忠孝仁义礼智信,安贫乐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还有“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等。
与此相适应,儒家及其统治者不断树立圣贤人物的典型楷模(如周公、孔孟、关羽、诸葛亮等),对圣贤人物生前死后加封荣誉称号,大力宣传,号召人们“见贤思齐”, 学习 仿效。当然“圣贤道德”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于是儒家便设想了一条可进可退之路,即孟子所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个人即使做不到建功立业关怀天下,也要求至少管好自己,修身养性,安守本份。这也许可以说是儒家对于人的道德修养的最低要求。
从道德修养的社会实践方面看,修身当然首先是每个人自觉主动的追求,心存高远,见贤思齐;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的引导规范,这是通过“教化”的方式来实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文学 艺术 ,其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给人以伦理道德的“教化”。在这方面中国文化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和积累了有效的,并在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因而成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
三是追求建功立业、服务社会的人生进取精神。 在人生实践方面,儒家提倡“入世”和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倡导以圣贤为目标,追求建立不朽功业,大而言之有所谓“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具体而言,所谓“立德”,即建国立制,以德治国,这是王候官吏们所追求的;“立功”,是指以武功拯救危难,保天下平安,这是武士英雄们所追求的;“立言”,则是指著书立说,传播文明,这是文人学士们所追求的。以圣贤为目标,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奋斗的方向与坐标,其人生实践的过程,既是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同时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儒家文化历来是重视个体自我价值与社会进步发展的和谐统一的,这也同样体现出一种“和合”精神。
其次,关于道家文化精神。道家文化更为注重人与自然的“和合”,不仅主张以平等、平和的态度对待外部自然存在,与一切自然存在和谐共处,同时也主张将这种原则 应用 于社会人生,提倡一切顺其自然,由此发展出它的基本精神。 比如,在 政治 上,道家崇尚顺其自然的放任主义,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无为而治,这样就不容易激化矛盾,无为而无不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在伦理上,则是倡导自然主义:对个体生命而言,主张不加约束,顺乎人性天性自然发展;对人际关系而言,则主张各自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彼此相安无事,乃至老死不相往来,如此当然也就不会有多少冲突。在人生态度上,提倡绝圣弃智,大智若愚,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吃亏是福,难得糊涂,等等,总的来说就是取“遁世”态度,主张与世无争,回避社会矛盾,向后退让:退回自然,返朴归真,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退回自我及其内心情感,清净无为,陶情冶性,寻求自我内心的和谐宁静。这无疑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不过,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循着这种人生取向,往往走向“归隐”,这便与宗教境界也相差不远了。
中国的文学艺术,归于儒,是“文以载道”,致力于“教化”;归于道,则是自我陶情冶性,追求审美,如山水田园艺术。所以有人说,是道家文化精神养育了中国的山水田园艺术。林语堂甚至认为,中国的文艺()部分代替了宗教,给人以精神、情感的慰藉。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此外,关于中国的神秘文化。前面讲到西方文化的宗教精神,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哲学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根本特征是设立一个超现实世界的彼岸天国世界,将真知、真理、幸福赋于彼岸世界:一方面此生为善,以求进入天国获得幸福;另一方面彼岸的上帝无处不在看着你,使你有所畏惧不敢为恶。 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儒教是准宗教:人生理想是在此世此岸成为圣贤,而不是出世成佛或进入天国;道家寻求回归自然清静无为的生存状态,发展到道教才追求修炼成仙,才具有了宗教的意义,可看成是中国的土著宗教,但与西方、印度的宗教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本身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宗教精神,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 现代 学者庄泽宣认为,中国民族因为重视现世人生,所以肯定现实生活,看重自己的力量及其价值判断,为人处世专赖内心的善恶,所以道德特别发达;而西方人多借助外力,价值判断亦在另一世界的上帝,所以重视宗教。中国人认为人性本善,故主张修养内心,发展这种善端;西方人认为人性本恶,故须求助上帝洗涤罪恶。中国人注目在善的观念,所以认现世为快乐,应该尽情享受;西方人着眼在罪的观念,所以认现世为痛苦,必须皈依宗教,才能超升天国。所以从中国学术方面看,中国只有伦 理学 而没有神学;从 历史 方面观察,中国几千年来并没有一种思想雄伟、组织完善的宗教出现。儒家教化,注重现实人生,儒教是 教育 之教而非宗教之教,其后虽有道教出现亦只有一种法术而不能称为宗教。
中国虽然宗教不发达,却有一股很大的神秘文化的力量,主要存在于民间文化形态之中。它源于初民对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比如先秦 时代 即有阴阳学、谶讳之学。庄泽宣认为,中国民族的迷信心理,实源于天命思想:中国拥有伟大的自然,巳使人民产生崇拜自然的心理,更加灾荒频仍,愈使人民发生恐怖自然的心理。儒家对于鬼神,虽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很遵从天命;道家对于天,虽不认为神,然以天道为自然及人生归宿,也相信天命;墨子以为天为人生的主宰,对于天命,更为信仰;……再加佛家因果报应之说,宋儒性命之理,于是天命思想乃牢不可破,把人间的吉凶都用天命来解释,更把现世人间的关系来推论天上或地下的情形,于是便天上有人性化的神仙,地下也有人性化的鬼怪,这种思想更因阴阳五行之说,获得了 理论 上的说明,由于方士僧尼者流的倡导,乃深入民间意识。
综观中国文化的宗教不发达而神秘文化(迷信)发达,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历来封建王权以及正统伦理文化势力强大,形成极大的制约力量,使宗教权威建立不起来,而神秘文化则能像野草般向民间蔓延;二是原始宗教观念在民间文化层次上的局限,使其上升不到形而上的哲学层次,即难以形成真正的宗教信仰,而只能以形而下的神秘文化形态(如巫术迷信)存在;三是巫术迷信之类神秘文化形态恰好适应农耕社会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普通老百姓(如祥林嫂)的心理需求,因而具有极大的生命力。时至今日,在中华文化圈中,神秘文化也仍有不小的 影响 。神秘文化虽然没有宗教那样系统的理论学说,但它的背后仍然有人生观和心理学的根源,因此也是非常值得 研究 的。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可以说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特别发达;而人生哲学方面,则又可以说过于完善,各种人生境况和进退之路都设想到了:儒、道、佛及神秘文化正好构成人生路程上的三重阶梯:入世、遁世和出世。有人说,人生无非两种情况,顺境和逆境:得意时信奉儒家积极进取;失意时退往道佛或托付鬼神。这看似对立,但从整体上看其实又构成一种互补“和合”。这种文化传统的好处是有利于调节人生矛盾,也可以缓解社会冲突;而弊端则是不利于 科学 精神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社会的变革进步。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超稳定结构,应当说与这种文化精神不无关系。
三、简短结语
以上我们对中西文化传统及其基本精神作了一个粗略的考察。近代以来,我国文化界对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对西方文化是迎是拒一直争论不休,乃至形成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甚至延续至今。以笔者愚见,
第一,对各种文化形态,尤其是中西文化,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从整体上作优劣判断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应当说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处于特定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环境条件下的人们,在他们的生活实践及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既各有其特长,也各有其局限,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在他们合写的巨著《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中曾指出,西方人可能在个体生活经验方面显得比较突出;而东亚人在群体生活经验方面要远远丰富于其他各民族,比如个人适应群体,家庭适应社会,与其他民族的所谓社会经验相比较,这些关系间很少出现磨擦,也很少产生孤立感。 [8] 因此未必要对各种文化形态强分高下优劣。
第二,如果一定要对各种文化形态进行比较和作出优劣判断,也不应当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区域性立场,简单地褒贬弃取,而应当站在一个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立场,站在建设当代人的合乎人性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以及现代性生活观念的立场,来作出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应当有中西可以通约的价值标准的,比如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科学、民主、法制的精神,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和合精神(重视人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以及注重伦理关系和道德修养、注重德治的精神等等,都可以看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成果,是人类共同的优秀文化遗产,是应当纳入到当代文化建设框架中来的。
第三,某些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者往往夸大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差异,把不同的文化看作是不可兼容的。然而我以为,具有特定的环境条件制约的文化模式也许是难以照搬的,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则是可以借鉴和吸纳的。比如西方的民主体制模式可能难以完全照搬过来,但民主精神显然是可以学习借鉴的,如果连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民主精神也不愿承认和不肯接受,那就很难谈得上推进当今的民主建设,其他方面当然也是同样的道理。 正因此,在当今的比较文化研究中,不是仅仅局限于各种文化模式的比较,而是适当超越文化模式的层面,加强文化精神的研究,乃至深入探讨不同文化间的异质同构性,以及不同文化实现互补融合的可能性,这对于当代文化建设也许是更为必要的。
(一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区别
第一,工作目的不同。财务会计工作的目的主要在于从企业运行情况入手,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精准核算企业中的各个事项,编制报表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全面反映企业的经济情况;管理会计工作的目的是在已有的财务数据基础上进行监管,做出对资金使用有用的决策,进而提升企业的管理能力。
第二,工作主体不同。企业财务会计在工作中一般是以整个企业为主体的,管理会计则涉及较多的部门和流程,从班组到企业,都可以成为管理会计的.工作主体。
第三,计量单位不同。企业的财务会计不管是对企业经济情況的总结和核算,还是对外提供财务报表,都是以货币信息为计量单位的;而管理会计主要以变动成本法为依据,从企业的实际经营管理情况出发,准确、全面地预算、分析企业的财务信息。
第四,工作时间性不同。财务会计的工作多是记录企业日常的资金流动情况,主要体现过去的时间点;管理会计则是对企业目前所处环境及未来发展状况进行考虑。
(二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联系
第一,同属于企业管理活动。企业会计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企业管理服务。从本质来看,企业的会计活动实际上是一种管理活动,通过对企业内外部经济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加工,指导、组织和控制企业的经济活动。在企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财务会计侧重于记录、总结实际运行状态财务数据,管理会计则利用经济数据通过运用不同方法协助管理者做出决策,进而实现企业的管理目标。虽然二者在工作方式上存在差别,但都同属于企业的管理活动,为企业的管理目标服务。
第二,基本信息来源相同。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基本信息来源一致,都是来源于直接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原始资料。管理会计站在企业管理角度,能够为企业的管理者出谋划策,其重要原因就是其取得的相关资料主要还是来源于企业的会计核算资料,即财务会计通过固定的方法和程序记录的账簿和编制的报表。
第三,都具有控制与考核的职能。核算与监督是财务会计的基本职能,会计监督实质上就是对企业的实际经营活动进行成本考核,考核企业的经营状况与预定目标是否相符,若二者之间存在差异,则需要找出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管理会计主要是实现对控制企业的经济活动预算,控制企业的成本,以及考核企业的人员情况。这样看来,不论是财务会计还是管理会计,其监督、考核的职能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
(一树立正确的会计观。树立正确的会计观,首先是对会计职能的认识,要转变曾经的将会计定位为对企业的经济业务进行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的层次,应当将会计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工具及助手,突出会计的管理职能;其次是对会计人员的认识,也要转变会计人员作为一个“记账员”的观念,拓宽会计人员的知识面,让其掌握一些企业决策必需的技能,培养高素质的会计专业化队伍。
(二建立有效的管理体制。“无规矩不成方圆”,企业的财务工作亦是如此。要促进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融合,建立有效的管理体制相当重要,首先企业需要进一步加强完善企业的管理制度,明确会计人员的工作规范、具体流程等,明确会计人员应有的管理权限、工作职能等;其次还应当能够根据企业的需要调用资源,将二者的工作内容进行有机的融合,促进二者协调发展。
(三合理构建确认基础和计量模式。传统的财务会计一般以货币信息为计量基础,要实现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融合,应当在计量模式上有所突破,将现金流量加以考虑,构建一个权责发生制和现金流量相结合的会计确认基础。而且财务会计还需要将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净现值、可变现价值等多种计量模式相配合,扩展到应用不同的计量基础,才能有利于二者的进一步融合。
(四稳步推进二者的融合。稳步推进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融合,是要使二者的融合是“渐进”的,而不是“跃进”的。企业的管理者、财务人员在促进二者的融合过程中,要循序渐进,在财务会计基础上平稳地实现企业的会计体系的整合和完善。企业完善的财务会计体系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求急,需要从企业的会计体制、组织机构、人才建设、数据处理、业务流程等方面进行统筹安排,实现每两个环节之间都能够完美地无缝对接,才能为企业的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融合提供坚实的保障。
(一外部因素。管理会计的产生与发展是会计发展历程中的必然,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是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的逐渐成熟,交易方式的不断创新,也使得企业面临着瞬息万变的外部宏观环境,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单纯依靠财务会计管理企业就会显得格格不入。财务会计在面对新事物时,依然采用按照规范准则等进行处理,可能会由于规范的陈旧而使得财务会计提供的信息很难准确、全面地反映经济事项;而管理会计能够适应发展变化的外部环境,采用最新的会计处理手段,借鉴多方面知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及时性和相关性。但是,二者之间仍然是紧密相关的,管理会计以财务会计为基础,企业的日常财务核算为管理会计提供基础数据,二者紧密依存,相互融合。
(二内部因素。现代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与以往各个部门之间界限清晰不同,现代企业的生产经营各环节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相互依赖,在这种背景下,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例如,企业的不同部门需要了解管理会计方面的知识进行企业成本管理与控制,企业的管理人员也需要根据投资决策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等,而管理会计的一系列活动又以财务会计日常核算信息为基础。另外,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知识、技术、人力资源等所占地位越来越高,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投资决策等,但是这些信息是无法通过财务会计进行反映的,这就突出了管理会计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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