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学校武术文化传播的优势
在武术传播的研究文献中,有关于学校武术传播的纵向研究中多次提到学校是武术文化传播的一个有效途径,学校是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的“主阵地”,武术本身的发展和普及也决不能忽视学校这块重要阵地。日本的柔道,韩国的跆拳道都是在保留其基本精髓的基础上对动作和规则加以改良,使之更适合作为教学训练的内容和比赛的项目,并通过学校作为主渠道向青少年推广,从而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反观他们国家在各级学校体育课中民族体育项目的比重和普及情况,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柔道馆、跆拳道馆,就不难明白这些民族体育项目代表亚洲进入奥运会决不是偶然的。学校不仅应该成为种种奥林匹克体育运动项目的推广基地,更应承担起发展民族体育、弘扬民族文化的历史重任。同时,中国武术作为我国古老的传统体育项目,具有许多其他西方体育项目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在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中国武术文化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与意义,学校体育应将武术文化教育纳为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武术文化在学校实施素质教育中的作用,推动学校体育全面发展。
3.2学校武术文化传播形式的单一性
近现代以来,学校体育的开展基本上实施军事体操模式,学校武术的开展沿袭或者仿照了军事体操的模式。从上世纪20年代开展中华新武术始,学校武术就被竞技化、模式化,甚至格式化了,体用兼备逐步淡漠,“理、法、势”渐渐只留下了“势”,武术教材枯燥,难度偏高,致使许多优秀的拳种失传,中华武术的精华濒于遗失。解放后推行的武术开展模式,重套路轻技击,重势轻法,重势轻理,从教学、训练、比赛、规则等方面基本参照西方体操模式。上世纪末虽然武馆武校蓬勃发展,高校、体院专门设立武术系科专业,然其依旧采用西方竞技体操的教学、训练、竞赛的开展模式。竞技是属于少部分人参与的活动,武术一旦唯竞技化,就远离了健身、健康,也就背离了武术的社会存在作用,其在学校的传播形式也就只适用于少部分人,即专门从事此项活动的武术教师、武术教练、武术队员,大部分的学生和教师都缺乏兴趣,只能敬而远之,止于欣赏。
3.3学校武术文化传播的制约性
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严重缺乏本土文化的继承,制约了武术文化的传播。幼儿园到研究生教育整个过程中,竞没有一门系统的传统文化课程,使得绵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断层的危险。武术也不例外,武术教育一定程度的缺失,不仅使西方体育项目在中国大行其道,就连与武术渊源颇深的韩国跆拳道和日本空手道等亚洲体育项目在中国也异常火爆,而参与的人群主要是青少年学生,属于国粹的武术却备受冷落。青少年学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武术如不能在新生一代身上得到传承发展,必定面临失落或消亡的危险。武术如在国内都不能盛行的话,何谈在世界上传播。虽然建国之初我国就把武术列为大、中、小学体育教学的内容,可武术在我国学校中开展得情况并不好,主要原因有:一方面体育教材中武术所占份额太少。如“中小学体育课中武术内容的比例只有8%”,有的学校体育教学根本没有武术内容;另一方面缺少武术功底过硬的师资队伍,这与我国武术发源国的地位极不相称。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在2004年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制定的《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强调了在中小学加强武术课的问题,这为学校武术发展提供了契机。
第一次接触“传播的偏向”这个概念是在崔林老师的《媒介史》一书中。他在撰写相关章节时,先抛出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这一概念,然后分别用一小节的内容介绍“时间型媒介”和“空间型媒介”。
在介绍“时间型媒介”时,他分成了两块内容,一块是介绍他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时间型媒介——岩画,另一块解释“时空互为成本”的传播规律。
在介绍“空间型媒介”时,他分成了三块内容,前两块分别介绍“烽烟”和“旗鼓”两种典型的空间型媒介,第三块就显得非常幽默,讨论媒介被误用的后果,讲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写教材的人可能往往比较无奈,因为他没有办法将每个具体的内容展开,所有的理论都被无限压缩,以至于很多东西失去了原来的样子,例如这里的“传播的偏向”。
如果只看了这两节的文字,就很可能产生误解,会认为“传播的偏向”是一种媒介分类方式,有一类是时间型,另一类是空间型。基于这样错误的理解,读者会试图给身边所有的媒介进行分类,而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的。他们会发现这样的界定非常模糊,于是就否定了“传播的偏向”所有的价值。
但是,翻开哈罗德·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一书,似乎进入了一片新天地。与其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伊尼斯的论文和演讲精选集。
本书共8章,每一章都是他在不同场合的演讲辞或是宣读的论文。由此可以看出,“传播的偏向”并非是成体系的、逻辑严密的理论,而更像是思想迸发的火花。他总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检视社会和媒介的关系,但是得到的结果前后未必连续。
麦克卢汉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认为伊尼斯已经在他的历史检验得到了大多数洞见,那是误解。他在测试社会形态的相互作用时,常常是不大精确的,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他的研究方法。”所以,《传播的偏向》提供的不是理论,而是研究方式。我们应该关注伊尼斯是如何进行研究的,而不是结论是什么。
什么是“传播的偏向”?被引用得最多的一段话是,“传播媒介对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
通过这段话大概就可以理解到“传播的偏向”的含义,人们常常把注意力放在“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和“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
但是真正应该关注的是“知识在时间中的纵向传播”和“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时间型媒介和空间型媒介研究的是知识传播和权力关系,应该以媒介的特点去分析社会现象,而不是只盯着媒介本身。
伊尼斯认为,一个社会的良好发展依赖于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的平衡。可是“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
偏向和平衡似乎成为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在媒介技术的革新对社会的时空观念的纠正中进行的。“只有在很罕见的间歇期,另一种媒介的影响才能抵消其偏向,从而达到平衡”,但是很快又会造成时间或空间上的垄断,形成不平衡。
在伊尼斯看来,有一种媒介很特殊,它兼顾到时间和空间。“口头传统的灵活性,使希腊人在城邦体制下求得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平衡。”口头传统的平衡,不是指口语既有利于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又有利于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事实恰恰相反,它两者都不擅长。
口语不利于空间上的传播非常容易理解。而在时间上它也非常虚弱,因为人们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在每一次传递的过程中都有可能产生偏差,更不用谈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偏差会更大。但也正是因为口语没有被固定下来,知识在流传的过程中会不断适应社会而修正。伊尼斯认为,口头传统使希腊成为了一个最理想的社会。
文字的出现打破了口头传统时空上的平衡。人们开始使用文字意味着从听觉转向视觉。视觉并非总是空间偏向的,同样是视觉媒介的岩画和印刷,前者是时间型媒介,而后者是空间型媒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从文字诞生以后,社会不可能再处于平衡状态。文字的诞生就像一条鲶鱼的苏醒。
“社会时间可以随一个群体的信仰和习惯的不同而不同,可以是不连续的,可以随实际上的年代而暂时停止。”《传播的偏向》第三章《时间的诉求》列举了计量时间的种种发明,向我们诉说时间是被创造出来的。
其中一个例子是埃及。“对埃及来说,它必须依赖灌溉,因此尼罗河的泛滥很重要。这样河水泛滥和灌溉就与宗教节日和日期的确定联系起来。”
可以看到,曾经的人们对时间充满着兴趣,体现在计时方式的更替上。但是空间型媒介的发展使人们“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它关心的是空间上的传播,对时间不感兴趣。“所谓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已经严重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并且给西方文明造成严重的后果。西方对时间的延续问题缺乏兴趣。这就是说,纸和印刷术始终对空间感兴趣。”
以这样的方式来检视互联网时代。如果把互联网视作一种媒介的话,它一定是空间型媒介,而不是时间型媒介,因为它感兴趣的是空间。互联网时代大大压缩了空间的距离,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大大提高。
互联网追求的是“快”,他们寻求热点,总是要在第一时间发布,以到达最为广泛的空间扩散,他们“执着于当下”。每天都有不同的资讯,互联网不擅长回顾过往,它像一个百米运动员在空间的维度上冲刺,体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时代的信息大爆炸。
人们不会关注昨天的事情,每天都有无数的事情吸引着你的眼球。微博热搜每一分钟都在更新,资讯跨越空间瞬间呈现在你的眼前。于是今天和昨天就被切割了,这种强烈的时间切割比任何时代都要明显。
然而当你不愿意去接受每时每刻爆炸的资讯时,人与人之间的切割就产生了。当下的流量明星、最火的电视剧和电影,最流行的网络用语,这些构建了群体文化,他们发明了自己的话语体系。
如果不了解当下热点,人与人之间就没有办法交流。曾经也许是“三岁一个代沟”,但是现在会发现哪怕一天不接触最新的资讯,就很难与别人沟通,因为他们说着那些你听不懂的话。
人们不关心历史,活在碎片化的当下。网络谣言漫天飞舞,辟谣是不管用的,因为辟谣是属于过去而不是当下,但人们只关注当下而不看过去。反转新闻的出现,是媒体机构以压缩时间来换取信息在空间传播的一个副作用。二次元的流行,人们被延展到了另一个空间,那个空间是与现实的时间隔绝开来的。
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互联网作为一种空间型媒介导致社会只注重空间而忽视了时间导致的后果。
《传播的偏向》中,作者完整叙述了传播偏向的理论。伊尼斯认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而媒介可以被分为两大类,有利于空间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延伸的媒介。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这种媒介笨重而持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与此相对应的是某类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时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的横向传播。
《传播的偏向》这本书分为八个章节,有分别阐述时间的诉求问题和空间的问题,有详细论述媒介的传播偏向问题,第五章作者更是通过产业主义与文化价值之间的关系来说明一切文化都需要反应出自己在时间上和在空间上的影响。最后几章分别论述了英格兰的出版业和美国的技术与公共舆论。第八章作者指出自己偏向于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文明中反映出来的口头传统,并且指出需要用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来批判科学技术进步给现代社会带来的结构变化和道德变化。作为历史学家的哈罗德·伊尼斯对历史的精通使其论证传播的偏向这一论点时驾轻就熟,各历史脉络的把握和史实信手拈来,也正是如此,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从人类文明、历史的起源说起,真正做到了从历史出发。
比如之前说的传播学是否是一个学科,小传之前写过一篇学科与学派的文章,这里再补充一下“研究领域”与“成熟学科”,其实两者并不冲突,也没有谁更高级谁更低端的区分。比如某一个领域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进行研究;同样,同一个学科可以去研究不同的领域。
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经历了海纳百川的涤荡后,传播学这片土地能够沉淀下什么?小传现在念传播学,方向为理论传播学与传播学史,我当然是支持传播学是一门学科的说法的,但问题不在于一个学术共同体内的某种强烈的情感,在今天传播学需要“拉出来溜溜”的时候,如何让其他的学科至少不排斥?
前面说一些老前辈对传播学有一些明确的质疑甚至是批评,想来也有必要回应一下。比如说传播学真的那么窄吗?很多时候一些研究者只看到了传统的“传递观”的传播学,甚至很多研习传播学的人不知道在这之外还有作为“仪式观”存在的传播学。
具体的商榷很多,小到新闻商品化、大到学科之争,在此不一一列举了,后面有时间我们可以单独拿出来一些重点问题剖析。这里讲讲文人商榷的一般进路以及误会消除吧。
愚以为,很多的商榷存在误读,是误会大于分歧的典范。比如刘建明教授和张勇锋老师的“首创”争议,两人一个关注“原理”一个强调“理论”,原理和理论当然是不一样的东西,张在批评刘时简单等同了。这就是误会之一:概念和对象的模糊。再比如,“太讲逻辑”。有人说,讲逻辑不是很好嘛?比如李彬教授讲新闻研究要讲“无用之用”,其本意在于呼吁大家不要以功利之心考察新闻研究,有时候看似没用确是最有用的。不过王瑞棠博士就回应商榷,其中第一部分就纠缠形式逻辑,认为李彬教授的反驳新闻功利,用的标准还是“有用无用”,本质是用实用来反驳实用,不能接受。当然,你如果一定咬文嚼字,这样的反驳对不对?有点道理的,但显然是曲解原文意义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研究范式的区分,这个不用多解释,拉扎斯菲尔德当年与阿多诺的合作失败,早就成了传播学的一个公案,这是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等层面的区隔,有碰撞很容易理解。
第一次接触“传播的偏向”这个概念是在崔林老师的《媒介史》一书中。他在撰写相关章节时,先抛出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这一概念,然后分别用一小节的内容介绍“时间型媒介”和“空间型媒介”。
在介绍“时间型媒介”时,他分成了两块内容,一块是介绍他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时间型媒介——岩画,另一块解释“时空互为成本”的传播规律。
在介绍“空间型媒介”时,他分成了三块内容,前两块分别介绍“烽烟”和“旗鼓”两种典型的空间型媒介,第三块就显得非常幽默,讨论媒介被误用的后果,讲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写教材的人可能往往比较无奈,因为他没有办法将每个具体的内容展开,所有的理论都被无限压缩,以至于很多东西失去了原来的样子,例如这里的“传播的偏向”。
如果只看了这两节的文字,就很可能产生误解,会认为“传播的偏向”是一种媒介分类方式,有一类是时间型,另一类是空间型。基于这样错误的理解,读者会试图给身边所有的媒介进行分类,而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的。他们会发现这样的界定非常模糊,于是就否定了“传播的偏向”所有的价值。
但是,翻开哈罗德·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一书,似乎进入了一片新天地。与其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伊尼斯的论文和演讲精选集。
本书共8章,每一章都是他在不同场合的演讲辞或是宣读的论文。由此可以看出,“传播的偏向”并非是成体系的、逻辑严密的理论,而更像是思想迸发的火花。他总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检视社会和媒介的关系,但是得到的结果前后未必连续。
麦克卢汉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认为伊尼斯已经在他的历史检验得到了大多数洞见,那是误解。他在测试社会形态的相互作用时,常常是不大精确的,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他的研究方法。”所以,《传播的偏向》提供的不是理论,而是研究方式。我们应该关注伊尼斯是如何进行研究的,而不是结论是什么。
什么是“传播的偏向”?被引用得最多的一段话是,“传播媒介对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
通过这段话大概就可以理解到“传播的偏向”的含义,人们常常把注意力放在“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和“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
但是真正应该关注的是“知识在时间中的纵向传播”和“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时间型媒介和空间型媒介研究的是知识传播和权力关系,应该以媒介的特点去分析社会现象,而不是只盯着媒介本身。
伊尼斯认为,一个社会的良好发展依赖于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的平衡。可是“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
偏向和平衡似乎成为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在媒介技术的革新对社会的时空观念的纠正中进行的。“只有在很罕见的间歇期,另一种媒介的影响才能抵消其偏向,从而达到平衡”,但是很快又会造成时间或空间上的垄断,形成不平衡。
在伊尼斯看来,有一种媒介很特殊,它兼顾到时间和空间。“口头传统的灵活性,使希腊人在城邦体制下求得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平衡。”口头传统的平衡,不是指口语既有利于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又有利于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事实恰恰相反,它两者都不擅长。
口语不利于空间上的传播非常容易理解。而在时间上它也非常虚弱,因为人们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在每一次传递的过程中都有可能产生偏差,更不用谈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偏差会更大。但也正是因为口语没有被固定下来,知识在流传的过程中会不断适应社会而修正。伊尼斯认为,口头传统使希腊成为了一个最理想的社会。
文字的出现打破了口头传统时空上的平衡。人们开始使用文字意味着从听觉转向视觉。视觉并非总是空间偏向的,同样是视觉媒介的岩画和印刷,前者是时间型媒介,而后者是空间型媒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从文字诞生以后,社会不可能再处于平衡状态。文字的诞生就像一条鲶鱼的苏醒。
“社会时间可以随一个群体的信仰和习惯的不同而不同,可以是不连续的,可以随实际上的年代而暂时停止。”《传播的偏向》第三章《时间的诉求》列举了计量时间的种种发明,向我们诉说时间是被创造出来的。
其中一个例子是埃及。“对埃及来说,它必须依赖灌溉,因此尼罗河的泛滥很重要。这样河水泛滥和灌溉就与宗教节日和日期的确定联系起来。”
可以看到,曾经的人们对时间充满着兴趣,体现在计时方式的更替上。但是空间型媒介的发展使人们“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它关心的是空间上的传播,对时间不感兴趣。“所谓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已经严重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并且给西方文明造成严重的后果。西方对时间的延续问题缺乏兴趣。这就是说,纸和印刷术始终对空间感兴趣。”
以这样的方式来检视互联网时代。如果把互联网视作一种媒介的话,它一定是空间型媒介,而不是时间型媒介,因为它感兴趣的是空间。互联网时代大大压缩了空间的距离,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大大提高。
互联网追求的是“快”,他们寻求热点,总是要在第一时间发布,以到达最为广泛的空间扩散,他们“执着于当下”。每天都有不同的资讯,互联网不擅长回顾过往,它像一个百米运动员在空间的维度上冲刺,体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时代的信息大爆炸。
人们不会关注昨天的事情,每天都有无数的事情吸引着你的眼球。微博热搜每一分钟都在更新,资讯跨越空间瞬间呈现在你的眼前。于是今天和昨天就被切割了,这种强烈的时间切割比任何时代都要明显。
然而当你不愿意去接受每时每刻爆炸的资讯时,人与人之间的切割就产生了。当下的流量明星、最火的电视剧和电影,最流行的网络用语,这些构建了群体文化,他们发明了自己的话语体系。
如果不了解当下热点,人与人之间就没有办法交流。曾经也许是“三岁一个代沟”,但是现在会发现哪怕一天不接触最新的资讯,就很难与别人沟通,因为他们说着那些你听不懂的话。
人们不关心历史,活在碎片化的当下。网络谣言漫天飞舞,辟谣是不管用的,因为辟谣是属于过去而不是当下,但人们只关注当下而不看过去。反转新闻的出现,是媒体机构以压缩时间来换取信息在空间传播的一个副作用。二次元的流行,人们被延展到了另一个空间,那个空间是与现实的时间隔绝开来的。
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互联网作为一种空间型媒介导致社会只注重空间而忽视了时间导致的后果。
我们都知道新闻学和传播学两者“牵手”,升格为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但新闻和传播的关系一直以来也是新闻传播绕不开也说不清的问题。
首先是研究范围,有大牛说新闻的词义本身就是模糊的,故而有必要区分“广义新闻”和“本义新闻”;童兵教授也发文,呼吁“从界定每一个新闻学术语做起”。
于是,文献中不少从新闻的定义开始做基础梳理,郑保卫老师也一直对“新闻无学”进行持续的批评,人有“保卫新闻学”的雅号。但是根据小传对文献中一篇《浅谈传播学的学术定位与学科发展》一文的研读,郑保卫前辈在“传播学的学术定位”上,个人觉得把传播学“窄化”了。刘建明教授也在《传播学的玄化与细化》一文中,甚至质疑称:“传播学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但仔细研读文献后不禁发现,其实按照刘教授的观点,玄化+细化,就能成就传播学这一学科。
李希光先生和潘忠党先生就因为李希光老师的“七个问题”意见分析严重,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赵心树教授出面调停,精准抓住了两者分歧的一些“误会”,首先就是概念引用时的“符号误会”。即两人虽然同用新闻、同用传播,但新闻传播的“两名三意”导致两人所言并非同一件事。这就是“界定好每一个术语”的重要性。当然,两人争议的主要是新闻传播究竟是业界倾向的还是学术倾向的,这在后面我们再专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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