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他出生于天津一个书香门第。在他很小的时候,有一天看到母亲捧着一本叫《红楼梦》的书出神。后来,他终于明白了母亲为何对那一本书如痴如醉,他甚至还产生了要英译《红楼梦》的想法。
1947年,正读燕京大学的他,试探着写了一篇红学文章,发表在当年的《民国日报》上。文章恰被胡适先生看到,胡异常高兴,主动给他写了一封信。从1947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秋天,胡适先生共给他写了6封信。从此,他走上了漫长艰辛的红学研究之路。
1948年,他完成了《红楼梦新证》这部被誉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重要着作”。该书于1953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三个月内连着再版3次,当年的研究者们几乎人手一册。这是红学史上首部文史哲综合学术论着。
因为研究《红楼梦》,他从四川大学外文系调到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的典型代表,由“红”变成了“黑”:1968年被关进“牛棚”,差不多一年后,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别人都说他,“成也‘红楼’败也‘红楼’”。然而,无论包围在溢美之词中,还是饱受他人的呵斥拷问,所有的一切都没改变他对学术研究的忠诚。即使是在“五七”干校,每日劳动之余,他依然没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读《红楼梦》,写。
经历了太多的艰难坎坷,他二十几岁双耳失聪,后又因用眼过度,两眼几近失明。可是老人依然每天工作、笔耕不辍,着书立说,先后撰写了《红楼梦新证》、《曹雪芹传》、《红楼夺目红》等几百万字的红学专着。他就是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第一人,是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周汝昌。
人生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可选择之后应是无悔的付出。周汝昌在生命起程的那一刻就找准了前行的目标,有了方向的引领,让他一次次拨开云雾,在生命的征程中用一生的时间朝着心中的圣殿稳步前行。可整个路程并不是寂寞的,因为他收获了生命春天的同时,也收获了夹岸桃花,一路风景。
“文盲”这个词对于现在这个时代的少年来说是陌生的。但这张《假文盲》的图片不禁让我想到了许多发生在周围的无公德心的事……
这张图片讲的是在一个北风呼啸的早晨,公交车站旁挤满了等着上车的人,其中有一个很特别的牌子立在那,上面写着“母子上车处”几个大字。这是为抱着孩子的母亲方便上车的特殊通道。但是这里却有几个健壮的男生站在这里,而抱着孩子的母亲却被挤到了一边。对于牌子上这几个醒目的大字他们视若无睹。这几个男人清一色西装革履、蹭亮的'皮鞋,他们雄赳赳、气昂昂的站着,脸上毫无羞愧之色。如此穿着考究、文质彬彬的人被作者冠于文盲就是讥讽他们的公德心。
现在我们的祖国有了日新月异的进步,老百姓的生活有了质的飞越。人民的素质也越来越高,但是像“假文盲”这类无社会公德心的事也时有发生。公交车上的特殊座位是给老弱病残的人坐的,可上面却经常坐着年轻力壮的年轻人,见到老人或抱着孩子的妇女上车也不让坐;环境优雅的小区里经常会看见随手乱扔的垃圾袋;美丽的公园里也能见到随手扔掉的空饮料瓶……
为了我们美好的生活,请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我相信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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